观察专栏｜公司治理是科学还是艺术？

陈彩虹，高级经济师，长期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聘教授。出版有《现代货币论丛》《钱说——货币金融学漫话》《经济学的视界》《世界大转折》等10多部著作、文集。

从实践来看，公司治理有两种理解。一种是大概念的理解，公司治理指整个公司从制度、管治、管理到经营相关所有决策、指挥、组织和协调等活动的总和；一种是小概念的理解，公司治理仅仅指公司法人制度下，各相关方形成的组织关系、权力、责任、义务和程序性安排等，集中在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运作方面。我们这里讨论的治理，是大概念的，关于公司制度、管治和管理的方方面面，全部囊括在内。

公司治理究竟是科学问题，还是艺术问题，一般性的答案不难。在公司治理实践中，人们非常清楚，科学和艺术两者都需要。也就是说， 公司治理既是科学的，又是艺术的。这样的答案显然过于笼统，实际治理恰恰需要较为清晰和具体的答案。我们要解决的问题，主要有两个方面：第一，在公司治理中， 科学和艺术，究竟谁为主，谁为辅；第二，科学和艺术之间，是什么关系，相辅相成，还是相对独立，或是相互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张力？

公司治理的核心所在，总体而言，是有效地组织各种资源，实现公司生存和发展的目标。相对于目标， 科学也好，艺术也罢，它们都只是手段。不过，公司生存和发展在不同的阶段，在不同的环境下，是存在不同阶段性目标的，有时还会有多种中间目标，如降低成本、提升产品质量、改善技术工艺等，这就有了不同目标和不同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。当讨论这类问题时，我们时常会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手段之上，容易忘记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关系，特别容易忘记一定的目标，总是会对手段提出特殊的要求，因而存在不同手段和目标之间，适用契合度高低的问题。在这里，我们的首要观点是，在公司治理中，科学或艺术有着和治理目标内在的关联性，它们对于实现不同的目标，存在不同的优劣势。

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。科学偏重于理性、逻辑和规则，艺术则偏重于感性、心理和情感。通俗讲，科学讲“规矩和原则”，艺术讲“激情和义气”。这两种手段自有的特征，决定了公司治理中，战略设定、制度建设、决策系统和程序安排等，都必须重于科学，而不是诉诸艺术；运行组织、执行操办、创新创造，它们涉及的人，是人和人、人和事之间复杂的、具体的和互动的关系，艺术性的治理，就需要唱主角。在这个视角上看，科学和艺术在公司治理中， 不存在一般的主辅关系，而是取决于公司治理具体的目标，特别是阶段性目标或中间目标的需要。从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来看，存在几个科学和艺术治理的经典定式。

一是“时段结构定式”。即公司发展的早期，科学治理唱主调，公司走向成型之后则需要艺术治理为主。公司发展的早期是奠定基础的阶段， 理性的思维和建构极为紧要，科学的“规矩和原则”治理必须首当其冲，艺术治理居于次位。所谓“好的开始，成功的一半”，这里的“好”就是科学治理的别名。在这一阶段上，理性的治理，将推动形成清晰的战略，较齐全的制度和较完备的组织体系，同时助力形成优秀的公司文化和价值观，浓厚“讲规矩和原则”的氛围。生存和发展得好的公司，梳理历史来看，在早期大多是强理性治理的。而一旦公司基本定型，战略、制度和组织都较到位，公司快速加高质量的发展，就取决于总体框架之内的活力了。由于艺术治理，偏重于调整人和人、人和事的关系，可有效消解不协调因素，调动各种积极性，因而能够聚合起强大的能量，最佳地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，在这个时段上，艺术处于主位，优势明显。很容易看出，“先科学规矩和原则，后艺术激情和义气”的时段治理结构安排，大有源自历史经验之规律的意味，也就有对公司治理普遍性的指导作用。

二是“变革创造定式”。当公司变革和创新时，需要更多的艺术治理，而不是局限于既有的战略、制度和组织。任何一家公司都会有变革和创新时段的到来。这个时段最突出的特点，就是既存的治理框架无法满足内外部环境的变化，因而需要新的力量，打破旧框架的局限，建设新的体系。这里所说的旧框架，既可能是公司整体层面的， 也可能只是涉及公司治理的某个方面或领域，如主要业务领域、技术支持系统、销售渠道等。艺术治理之所以此时出场最为合适，因它诉诸经验和情感，它对于旧框架不足的认知，会更为强烈和具体，变革和创新的情绪更为高昂，变革和创新的力量更为强大。相反，如果这时没有如此带有某种“破坏性”或“毁灭性”的治理激情和治理力量，旧框架的本能性抵抗，便足以让变革和创新寸步难行，原有体系我行我素，高耗低效，苟延残喘，最后丧失生存和发展的新机遇。当然，也正是由于艺术治理在很大程度上重于“破坏性”，新框架的建立还有赖于新的科学理性。因此，在这个时段上的艺术治理，也预示着理性和逻辑变革时机，将随后到来。

文章来源：《政法论丛》 网址: http://www.zflc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423/1021.html